王发庆

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有必要向读者介绍自贡大安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老战士王余杞。

一

王余杞（1905.3—1989.11），笔名隅棨、曼因等，四川省自贡市人。王余杞的出生地在沿滩区卫坪镇重滩村的“王家祠堂”（现已不存）。1911年，因躲避匪患，举家迁到大安寨王三畏堂族宅。

王余杞是自贡盐业世家王三畏堂的后裔。早年家道中落，1921年秋季，16岁的王余杞随表哥北上求学，1924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预科，1930年毕业后分配在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1925年，王余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北平党组织遭到破坏，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王余杞在北京交大学习期间，创办《荒岛》半月刊，与友人合开“三友书店”；在郁达夫、鲁迅的指导和影响下，走上了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的道路。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在天津主编北方左联杂志《当代文学》。

1936年，主持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执行委员。抗战初期，王余杞曾任上海救亡演剧一队总务。1937年冬季，深入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实地采访，与刘白羽合著《八路军七将领》。同年8月回到故乡，任《新运日报》主笔。1939年，任自贡市抗敌歌咏话剧团团长。1940年3月在成都被捕，关押在“行辕”，后由冯玉祥将军具名保释。1946年重返天津，在天津市政府任职，并主持出版《天津文化》。全国解放后，王余杞回归早年的专业，任北京交通大学副研究员、人民铁路出版社编审。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予以改正，后受聘华中理工大学名誉教授。1989年11月因病辞世，终年84岁。

王余杞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灾梨集》（与人合作）《惜分飞》《朋友与敌人》《将军》《落花时节》、长篇小说《浮沉》《急湍》《海河汩汩流》《自流井》、报告文学集《八路军七将领》（与刘白羽合著）、叙事长诗《八年烽火曲》、散文随笔连载《我的故乡》《历代叙事诗选》（与闻国新合著）、旧体诗集《黄花草》等十余部。

二

王余杞的革命文艺活动，主要集中在北方左联时期，抗战初期和在故乡自贡的坚持抗日宣传三个时期。

1933年，左联在上海的进步刊物被查禁，左联革命作家的稿件发不出去。时在北京的左联成员宋之的推荐在天津北宁铁路局任职的王余杞筹办刊物，后由在上海的左联作家聂绀弩、叶紫等直接与之联系，负责供稿。《当代文学》在天津办了六期，全由王余杞一人承担与书局（出版商）签订协议，筹措经费，编辑发行等全部工作。《当代文学》联系南北两地的左联作家，给北方文坛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革命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1934年，王余杞由孙席珍介绍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左联分盟（简称北方左联）。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一书，曾把《当代文学》列为“极有价值的资料”。1936年，左联解散，上海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北方左联改组，成立北平作家协会，王余杞担任成立大会执行主席，后被推选为北平作家协会的执行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王余杞受到日本敌特的监视，忍痛离别妻子彭光林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脱险离开天津，乘海轮南下。在南京，加入正在预备出发的上海救亡演剧队一队。当年10月，演剧队一队一路北上，赴开封、西安、郑州，最后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王余杞在演剧队一队担任总务，负责队里内务和对外联系，包括经费筹集、解决车船住宿等，实际上相当于领队。这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支深入抗日前线的宣传演出队伍，在抗日文艺活动中写下了重要的一笔，蜚声中外的抗日歌曲《游击队歌》，就是作曲家贺绿汀在此时谱写教唱的。

在临汾，演剧队一队除了宣传演出外，最重要的收获是，两次聆听朱德总司令作的抗战形势报告，并采访了彭德怀、任弼时、贺龙、林彪、肖克和彭雪枫等八路军将领。1938年1月，王余杞和刘白羽南下武汉，受文艺理论家叶以群之约，合著报告文学集《八路军七将领》。王余杞写朱总司令、贺龙、林彪三章；刘白羽写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弼时、肖克和彭雪枫四章。同年3月，《八路军七将领》由上海杂志公司在武汉正式出版，发行量达7000册。这是当时国统区第一部有关八路军将领抗战的报告文学集。作者高度赞誉八路军将领是可敬的“伟大的民族英雄”，把朱德总司令称作“中国红军的领袖，民族革命的先驱者”。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后遭国民党政府查禁。

1938年春天，刘白羽去了延安。此时，王余杞亟需与逃离天津的妻子儿女会合。回到四川，才知道他的二儿子已在逃难的路上病死了，令他伤心不已。

1938年秋，王余杞回到故乡自流井。时任自贡《新运日报》社长的于去疾，聘任王余杞担任该报唯一的编辑和主笔。那时的主笔，即现在之所谓专栏作家。王余杞从1938年8月27日，到1940年3月，在《新运日报》连载随笔《我的故乡》，共400余篇。除《久大问题》专章以近两万字的篇幅分四天连载外，其余每篇多为六百到八百字的散文。1939年4月，王余杞应邀参加自贡市抗敌歌咏话剧团，并担任团长，这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剧团每逢节假日和星期天，到市区周围的工厂、集镇、农村宣传、演唱。剧团还通过出版发行进步报刊、举办抗日书报交流、开办战时民众夜校、接待救亡组织人员以及慰劳出征将士等，把敌后的救亡宣传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剧团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恼怒，采取种种手段疯狂进行压制。1940年3月，剧团公开的救亡活动被迫停止。王余杞因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和领导抗日歌咏话剧团，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在成都行辕监狱。后经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102天的牢狱之灾并未削弱王余杞的抗敌爱国意志，毅然加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继续从事抗敌文艺活动和文学创作。

三

王余杞在天津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浮沉》《急湍》《海河汩汩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王余杞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沉》，于1932年由天津星云堂书局出版，这年，他才27岁。《浮沉》是一部出手不凡的社会批判小说。这部作品叙写城乡青年在黑暗社会遭遇的曲折和坎坷，以及人生道路上的分化：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后，有的成为国民政府新的官僚权贵；有的为了追求解放劳苦大众的理想而投身革命。作品塑造了党国官僚胡代表的形象，“他没有信仰”“他完全在效法俾斯麦和墨索里尼，怀着野心”，“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不惜借清党的名义枪杀了几十万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谁。这是要冒着生命危险才敢于写出这样的文字啊！我还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部小说的结尾，是作品的主人公奔赴江西革命根据地。这在当时当作家中是唯一的，而且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

创作长篇小说《急湍》，从1933年5月写到9月，白天在铁路局上班，“晚上回家，屋子小，孩子闹，闹得心烦”的窘境中，王余杞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在抗战文学殿堂中居于重要地位的长篇著作。《急湍》是我国第一部真实再现“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惨烈场景，歌颂中国军民抗日救亡英勇斗争的小说。他所叙写的主要内容是中共北方局所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包括散发传单，南下请愿等，其中有三条标语像惊雷般轰动了古都北平：“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出卖东三省！”“被压迫大众联合起来！”“共产党万岁！”请注意，这是发表于国统区的小说，是彻头彻尾的赤色小说和赤色宣传，作者鲜明坚定的政治站位在左翼进步作家中绝对是非常激进的。《急湍》于1933年在《益世报》（天津版）刊登了三章，1935年某杂志又刊登了三章（据王余杞《急湍〈后记〉》），直到1936年7月，才在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因作品中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左翼政治立场，不便具真名发表，故署笔名为隅棨。

《海河汩汩流》写的是1937年沦陷前后的天津。这部长篇小说，有三个方面非常突出：一是真实地揭露日寇强征中国青壮年劳工数百人修筑秘密工事，最后将其残杀的“海河浮尸案”；二是形象地揭露了奴才汉奸的本质：“血里如果是繁殖着奴才菌，命里一定是注定了的奴才命——做汉奸倒是标准的材料呢！”三是幽默讽刺的叙事风格，和天津地区的语言特色。《海河汩汩流》是王余杞最为成功的长篇小说，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鲁迅的《阿Q正传》、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讽刺名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部抗战题材小说从1937年2月5日到1937年7月24日，在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连载，共131期。同年7月30日，天津沦陷，报纸停刊，小说连载被迫中断。书稿在躲避日机轰炸的逃难中险些遗失，幸亏作者的妻子彭光林冒险回家抢出文稿箱来，将这部小说的剪贴本带回了四川。1939年，王余杞校勘全文，增写了日寇轰炸天津的章节。1944年2月，《海河汩汩流》由重庆建中出版社出版。

四

新中国成立不久，时任中共自贡市委书记的牟海秀建议到自贡工作的同志，都要读读自贡的《红楼梦》——长篇小说《自流井》，大意是说，通过这部书，可以了解到自贡的盐业生产的情况，还可以了解其特殊的社会结构，如同曹雪芹笔下的贾、王、史、薛，自贡盐业的新、老“四大家族”盘根错节，垄断了社会经济和地方事务。一直以来，自贡和川内外的学者都把《自流井》视为王余杞的代表作。

王余杞是第一个自觉地以长篇小说和专栏随笔来表现盐都人文历史、井盐生产特色的作家。《自流井》和《我的故乡》是王余杞奉献给盐都文学的连城双璧，把他誉之为盐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长篇小说《自流井》书稿于1934—1935年在南京《中心评论》杂志逐章刊登。1944年《自流井》在成都东方书社署名曼因正式出版。《自流井》以作者自己的家族为原型，写“富压全川”的乌衣门第“王三畏堂”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兴到衰的故事，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盐业家族，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新兴资产阶级财团的挟制下必然破产的历史趋势。作品集中描写了家族内部的斗争，毫无怜恤地展示了封建盐业家族没落的过程，不啻为封建生产关系和盐业家族的一曲挽歌。

除了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和理性的批判力量之外，这部作品的宝贵价值，还在于它第一次把自流井盐场的风貌进行了形象完整的、具体可感的描绘。神奇的盐场景观，独特的井盐生产流程，古朴的盐场生活习俗，自流井特有的地域风情，以及新年正月的灯会游艺等等，无不弥散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情味。因而，这部小说还具有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以至井盐生产史料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

如前所述，1938年秋，王余杞回到故乡自流井。担任自贡《新运日报》编辑和主笔。在《新运日报》连载随笔《我的故乡》，共400余篇。这是王余杞留给故乡的又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纵观这部随笔，从自流井的风物民情到盐业生产，从社会新闻到抗日救亡，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故乡的深情，对乡亲们劳动创造的赞美，对盐业生产的关注和参与，对抗敌运动全身心的投入，以及对社会弊端、积习陋俗和国民劣根性的鞭挞与批判。这部随笔，既有即景素描，也有时论杂感，文笔晓畅练达，意蕴深刻警策，他不仅是弥足珍贵的抗日战争初期自流井的社会生活画卷，而且以其深挚的爱国热诚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余杞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受聘为华中理工大学名誉教授，在为国为民欢庆之余，他痛惜失去了的岁月，一面寻找失散的书和书稿，一面以和生命赛跑的惊人的毅力著书撰文，1980年至1982年他与友人闻国新先生完成了《历代叙事诗选》的选录和解读工作（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并为他最后的这一本书撰写了两万余字的前言。他发表在《新文学史料》《天津文学史料》上的有关回忆文章，给我们留下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极其宝贵的资料。

1985年，应自贡市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的邀请，80高龄的王余杞老先生回到阔别40多年的故乡，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自贡市抗敌歌咏话剧团纪念活动。1989年11月，这位蒙尘多年的左联老战士不无遗憾地放下了他手中的笔。

2005年5月，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隆重举行了“纪念王余杞100周年诞辰座谈会”，缅怀和纪念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去年6月30日至7月2日，“王余杞与现代中国文学”学术交流会在自贡市富顺县召开。本次学术交流会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分会和富顺县委宣传部等联合举办。来自四川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海洋大学、中山大学、上海社科院、新文学史料杂志社编辑部等20余所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集中研究探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作家王余杞生平事迹、革命活动和文学成就。会议印发了40位专家学者的38篇研究文章《王余杞与现代中国文学论文集》。由我撰写的列入四川大学“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的《王余杞评传》，是献给这次学术会议的唯一的一部专著。

作者简介：王发庆，笔名蒙童，作家，文史学者，自贡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自贡市文联《蜀南文学》原执行主编。发表小说、散文、诗词、文学评论、报告文学、史志文牍等数百万字。有小说获四川省首届文学奖，有文论载国家级核心刊物。长期跟踪研究评价自贡现当代作家作品，参与编辑出版《自贡作家作品集》《自贡文联60年文集》（上中下三卷）。著有《王余杞评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