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写完《红楼梦》是怎样的心情?笔者猜想,大概是一种“大哭一场”顿感获释的那种“痛快与轻松”。他写《红楼梦》一种生命本体的内在愿望驱动,不断吐、满纸吐的肺腑文字,是一颗滚烫跳动的真诚心灵的原生态呈现,不关名利,不涉风情,并不在乎能否取悦看客,能否觅得知音。他下笔得把生死置之度外,荣辱抛在一边,甚至会因自己的一部作品流传市面,还可能招引来杀身横祸。他的作品从虚无起笔,以虚无收尾,百念俱灰,百色俱空,但是,它在百代读者的心目中,却是“无”中生“有”、由“虚”化“实”的精神硕果,有百分百的神圣。
反观时下的一些握笔者,仿佛是自己捏着一把深入金矿猛掘的锄头,每一次挥笔都期待着会收获一个闪光的大亮点。他们陶醉的幻象是一行字一锭真金,一个标点一阵掌声。以谋实惠起笔,以得实惠收尾。最终他们的产品的际遇,是“有”中坠“无”的失落,由“实”转“虚”的荒诞,缺魂魄,乏生机,少光丽,哪里还有征服人心的劲道和传世不朽的精彩。
功利心太重的人,不可能奉献出昭显公益至上的成就。
我想起上个世纪初登上历史舞台的大师们,他们中不乏怀抱“公而忘私”的高旷济世情怀的赤子心的真君子。蔡元培身为晚清进士,为挽国运衰微的狂澜数度奔波异国苦觅真谛,他曾经暗地为剑指腐朽权臣的鉴湖女侠秋瑾制造过炸弹。他主掌北京大学学政后,面对国难当头的危局响亮提出“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治学口号,并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结果,他的学生果真不负所望,不仅能投掷炸开黑暗闸门的精神炸弹,也具有担荷救国责任的硬肩头。
蔡元培的得意学生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傅斯年本人自从17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年年学业稳居国学门班级前茅。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员,是走在爱国游行队伍最前列的举旗手,是火烧赵家楼的急先锋。五四运动过后,他不能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业,便回家乡参加山东政府组织官费留学考试,临阵磨枪亦登红榜第二。当欲塞私货的官吏借口他是“捣乱学生”企图挤掉他,民间义愤填膺的正义者发出强烈声援,迫使一双双脏手颤抖着缩了回去,才使他没丢掉到英国留学的资格。蔡元培在傅斯年临行前书写一幅对联相赠“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对他寄予厚望。蔡元培的另一个得意门生罗家伦,在五四期间愤然执笔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发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警世呐喊。为了使罗家伦免遭北洋政府迫害,蔡元培亲自出面力荐并筹集资费,玉成罗家伦赴哈佛大学留学。
历数我国百年精忠报国的大师级人才,如新中国科学界首席功臣钱学森、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治学巨擘傅斯年、文化昆仑钱钟书,以及被誉为“司马光以后千年仅出一人”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等等,都是曾经放弃掉伸手可握、乃至已经坐享的荣华富贵,以饱学多才的留洋之身重返思贤若渴的祖国,在自己热爱的岗位扎实苦斗几十年的好男儿。他们上阵不畏怯血与火,治学坐得惯冷板凳,历世经得起大风浪,治事镇得住大场合,淡泊名利,不尚虚荣,瞄准目标百折不回,最终以瞩目百代的成就进入了华夏历史的流芳谱。以傅斯年为例,在五四运动之后,他耻于高喊空洞口号,习惯以行动说话。但是,值日本强盗伪造历史企图侵吞我国东三省的严峻关头,傅斯年结合他亲自统辖的团队获得的考古发现的大量文物依据,写出了震动中外的学术专著《东北史纲》,拿出了“满洲是我们的满洲”的铁证,令一大群东洋噪鸦全体失声。当一个个的大师在岁月风烟中渐行渐远,我们看到一大批怀揣金条急于跨出国门去追逐异国繁华、矢志一去不复返的“留学生”,其虚骄狂妄与无知卑劣,真叫人眼眶中酸泪冒涌,胸膛间隐痛暗生。
钱钟书在八年抗战的离乱年间和十年浩劫的动荡年头,独善其身不止是为苟全性命,而写出了忧世伤时的文学珍籍《围城》与梳理国粹的煌煌学术巨著《管锥编》,举着一支风雨没能浇灭的文明火炬走过硝烟残垣,走过废墟瓦砾,走过文化沙漠。等到进入太平盛世,钱钟书不仅从不以学问唬人、资历压人,而且长期过着近乎隐居的淡泊生活。
看来一个个的国宝级的大师,都没有追名逐利的“盲动症”、“多动症”,他们或在刀光剑影中挺身而出,或在寂寞无声中埋头耕耘,总是时代最需要什么、国家最需要什么、人民最需要什么,他们就忘我地去做什么,并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可以舍割属于一己的物质财富,却哪怕在自己腰无半文之时,也绝不矮化一个“精神贵族”的骄傲与伟岸,当然,他们更绝不会吝惜泼尽全部的泪珠和血珠,去洗刷蒙染在祖国母亲颜面上的污垢,去捍卫濒临挑战的民族尊严,去博取振兴中华的光明前景。大师们作人的低调与报国的高昂,在世俗浅薄者在声嘶力竭喧嚣的嘈杂中,已经成值得我们镌刻心扉精神浮雕和矗立心室人格纪念碑。
作人的底蕴凭什么?阅读大师们的传记,仰视大师们的业绩,回望大师们的风采,我们会觉得自己过去取得的所谓成绩、乃至所谓功绩根本算不了什么。国家和人民需要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大写的人,去想、去行、去做的事情真是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