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地处自贡以北。大安之名，百姓之愿。大安之名，现实之境。大安之名，英烈以扬。其实，大安并无巍峨崔嵬的名山峻岭；大安的高度，在烈士陵园英雄的丰碑上，在扇子坝盐场的天车上，在大山铺恐龙的骨架上。大安的高度，还在文化的云天上。

三多寨的碑，大安寨的文，久安寨的庙，来自久远，让人心生敬畏。

久安寨，又名九安寨，地处长堰塘，连接大安寨，鸟瞰扇子坝，雄视八荒。久安寨极顶平旷，树木森郁，清波荡漾。弘法寺在与扇子坝接壤的峭壁上，这是一座佛教寺庙，建于清同治年间，迄今已逾一百四十年。弘法寺所弘扬的大乘佛法，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其著作包括《大般若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大涅槃经》等。当年玄奘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就是为了追求和弘扬佛教的真谛，这是精神的高度。

大安寨是大安得名的理由。安，即为安定祥和之意，而大安则益增其盛。不必说大安寨建寨之初的烽烟，不必说王朗云井盐王国的辉煌，也不必说王德谦大善人“米飞子”的善举，这儿有一首令人回味悠长的杰作：

巍巍洋洋，嗟伯牙琴之以碎；叹白司马之难逢，念天地之悠悠，痛予怀之渺渺。虽古调之自爱，多今人之不弹。

举头遥望秦时月，抱膝长为梁甫吟。乃足来空谷之音，人夸麟趾；朵灿彩云之色，兢说勋麾。

以言赋诗，则词话典雅；以言乎字，则玉润珠圆。吾国唤作千里驹，孝孺称为读书种，将军足以兼之矣。

这是礼信佛教的大盐商王德谦的惊世之作，也是王德谦存世的唯一文学作品，传递出王德谦与冯玉祥大安寨一面高山流水的情怀，呈现的是心灵的高度。

至于三多寨，是为三寨中最早建成的寨堡，建于满清太平天国时期，与大安寨、久安寨三足鼎立，互相呼应。我们不必一一罗列寓意梁山一百零八好汉的三多寨一百零八口堂，我们只说一百零八口堂中的安怀堂，只缘安怀堂和晚清进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有关。

当年的安怀堂，嵌有一碑，简称《寿屏》，全称《刘举臣六十暨配黄夫人五十寿屏》，此《寿屏》为刘光第所书，凡一千一百五十六言，凡十四块，曾立于自流井双河口斑竹林刘宅，后迁往大安三多寨安怀堂，并嵌于安怀堂一楼过道墙上，刘光第借《寿屏》不仅表达了对于两老的孝敬，更阐述了自己“尚诚朴，去奢伪，正人心而厚风俗”的朴素人生观。刘光第一生钟爱颜真卿和钱南园书法，不完全是受清朝流行书风的影响，当属性格使然。刘光第和颜真卿、钱南园属于同一路人，脾性耿介，为人正直。书如其人，人亦如其书。刘光第研习颜真卿、钱南园书法，正是对于颜真卿、钱南园人品书风膜拜的必然结果。刘光第、钱南园、颜真卿三位大师级的历史人物跨越千年的气息相通和心灵撞击，正应了唐代书法大家柳公权的“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的经典名言，成就了“颜、钱、刘齐名无异词”的历史佳话。

《寿屏》可视为“心正则笔正”的典范，正可谓“时辈难于抗手”。刘光第《寿屏》书于1895年，时年36岁，正居京供职。刘光第所处的年代正值颜体大行其道，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皆趋之若骛。同时也值包世臣、康有为逆潮流而动的时期，《艺舟双楫》和《广艺舟双楫》卷起狂澜，使尊碑抑帖之风日甚。如是，刘光第的颜体书法呈现复杂的状态便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说钱南园的颜体书法从形式上寻求突破追求个性书风的话，而刘光第则更多的是探索内在意义上的创新，给了颜体更多的浑朴和厚重，实质上是借重颜真卿的躯壳最大限度地表达个人的心曲。就视觉上来说，颜真卿重内敛，如掘井，而刘光第则更倾向于由内而外的释放，有如“井喷”。刘光第面对国家的积贫积弱，挺身而出，义举复兴大旗，参与变法维新。临刑时，“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刑后，头断而身躯“挺立不化”。这种现象，可以到《寿屏》书法的间架结构中找到注脚。梁启超感喟刘光第为“真古之人哉”。这不同寻常的石碑，书写的是思想的高度。

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仙，不是神仙，恰恰是文化。

（作者：现供职于自流井区政府教育督导室、自贡市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