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面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化实施乡村振兴行动的当今，便油然地想到重农学者梁漱溟。这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倡导乡村建设运动而奔走呼号、身体力行的教育家、思想家、科学家、国学大师，始终坚持“接地气”，想农民之所想，一生不忘做改善农民命运的引路人。

虽然我与梁先生未曾有过谋面之缘，但穿过横亘在眼前的时间与遗忘的荒漠，沉入昔日间接认知梁先生所作所为的情状，即便时过境迁，也无法淡出我对梁先生的记忆，使我感到一切都没有离去，一切都不会消失。

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在陪都重庆大倡振兴乡村建设之际，经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富顺县沿滩人、书画家张道修的推荐，专程赴位居沱江九大商港之首的牛儿渡（现大安区牛佛镇）进行广泛考察。之间，梁氏就牛佛物产丰饶、商贸繁兴很为赞赏。其中，特别对发达的制糖业、经济作物种植业普遍等也很感兴趣，并拟选位于牛佛对岸很有农商紧扣条件环境的郭家三坝作为商贸反哺农村发展建设的示范基地，然后再在整个川南地区推广实施。

可是，当粱氏在初拟方案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打算在郭家三坝建军用机场，后因地方人士极力阻挠，新修机场便改到泸州南田坝了。而粱氏的计划也因时局的变幻而告吹。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梁漱溟与曾一度受聘于《大公报》记者和评论撰稿人兼益文书局董事的我的父亲黄贯之就过从甚笃。我在青少年时代，就曾经在父亲的指导下翻阅过梁先生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以及《人心与人生》等论著，颇受影响。这也许跟我后来几十年“田坎记者”生涯预先就注入了无怨无悔的元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应台湾记者公会之邀赴台进行新闻业务交流之际，我与自贡老乡、原国民党中常委、蒋经国的同学、原青年军政委、中华广播事业总裁的易劲秋老先生作彻夜长谈时，其中就说及梁漱溟。据易先生披露，蒋介石晚年还叹息在1949年离开大陆前夕，曾专门安排飞机接运包括梁漱溟一些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到台湾，可是，竟无一人响应，从而几十年来他都为此百思不得其解。

记得在我大学毕业前后，我父亲用电话跟梁漱溟互通款曲，父亲无意中说及我是一个酷爱文学的晚生，是文化界大名鼎鼎某某某的崇拜者，而且在朋辈中有“小某某某”之称时，梁先生顿时哑然，过了一两分钟后才说，某先生是当今中国的一大才子，只不过在有些方面使人惋惜。

我父亲晚年曾对我说，梁漱溟为民请命，犯颜进谏，狷介狂放，傲骨担当，不愧是一位真正的儒者，所求的不仅仅个人心安，而是社会良知的觉醒。同时,又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所接受……

当次，我在告慰梁先生在天之灵的同时，再次向梁先生的大爱和忠诚致敬，不避历史中真实存在的曲折，艰困与流变。现在大安的“三农”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振兴乡村的步伐加快，打造民生优裕之区也方兴未艾，享誉“自贡东大门”的大安魅力与日俱增。

(作者:区政府新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