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黄毅

在四川自贡这片被盐卤浸润了两千年的土地上，大安（历史上主要指大坟堡区域）不仅是一座因盐而设的行政区，更是中国井矿盐工业文明的活化石。这里曾是中国最大的手工工场集群，孕育了四川最早、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苦难铸铁骨，抗争求解放。当我们站在2026年的今天回望，大安工人的历史不仅仅是一段地方志的记载，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缩影。

结合史料与研究资料，系统梳理大安工人阶级在深重苦难中诞生、在残酷剥削中集结、在自发斗争中觉醒的历史全貌，从清嘉庆年间“堆金会”的雏形，到光绪年间“炎帝会”的抗争；从“川盐济楚”带来的经济繁荣，到“砂锅寺血案”铸就的悲壮，大安盐工用血肉之躯支撑起了“盐都”的辉煌，也用不屈的脊梁书写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壮丽史诗。

一、地缘与产业：大安工人阶级诞生的摇篮

大安工人阶级的诞生，深深植根于自贡独特的盐业地缘与产业变迁之中，其形成过程与盐业经济的兴衰紧密相连。

（一）盐都腹地：大坟堡的地理与历史沿革

大安区的前身是富顺县的大坟堡。要理解大安工人阶级，必须先理解“盐”对这座城市塑造的力量。秦代，富顺和荣县地区分属巴郡、蜀郡。汉代置犍为郡，富顺地区属犍为郡江阳县，荣县则属犍为郡南安县。东汉章帝时，自贡地区即生产井盐，著名的盐井有富世井、大公井，素有“千年盐都”之称。北周武帝时，因盐置县设镇。以富世井为名置富世县，唐代改名为富义县，唐代升公井镇为公井县，隶荣州，宋代废公井县入荣德县，明代易名富顺县；以大公井为名设公井镇，降荣州为县。明代嘉靖年间，富顺盐业生产中心西移，新开自流井。富顺县自流井盐区与荣县贡井盐区相距5公里，产、运、销联系十分密切，“前明以来本属一厂，名曰富义”。富义厂是构成今日自贡城市框架的雏形。而大坟堡（大安）区域，正是富义厂中最重要的产盐核心区之一。

光绪十八年（1892），在大坟堡杨家冲地区的发源井加深过程中，首次发现了岩盐。这一发现开启了中国岩盐水溶开采的先河。在随后的90年间，这片仅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先后开凿了198口盐井。天车（井架）林立、接踵摩肩，形成了“秀插云天”的世界奇观。

1939年，为适应抗战时期军需民食之要，国民政府批准设立自贡市。大坟堡区域原属富顺县，1944年改为自贡市第六区，1953年改称大坟堡区，1955年经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正式更名为大安区。这一行政变迁的背后，是盐业经济对区域政治格局的深刻重塑。

（二）产业勃兴：从明朝“富义厂”到清朝“川盐济楚”的鼎盛

大安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伴随着盐业生产规模扩大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过程。早在明代后期，四川制盐业就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到了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自贡制盐手工工场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咸丰、同治年间，因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淮盐受阻，清廷饬令“川盐济楚”，自贡盐业迎来了鼎盛期。富义厂年产量占全川一半以上，大坟堡区域的井灶主雇佣千人以上的场主比比皆是。富荣盐场核心位于自流井、贡井一带，明清至民国长期是全川最大、全国最重要的井盐产区，史称“富庶甲于蜀中”“川省精华之地”，究竟富荣盐场有多少人，没有一个准确的记述。但可以推论的，这个数据一定是巨大的。据《四川盐法志》载，四川总督丁宝桢向清廷上表奏折记述：依赖盐场的总人口“估计至少有100万人在井、灶工作，另外数十万人作为船工运输食盐。”在19世纪晚期从事写作的李榕，对此虽估计偏低，但也有三四十万人之巨。据《四川盐政史》记载，1929年四川全省有盐工656915人，当年产盐71552万斤，平均每一盐工生产1089斤。基本与20世纪初编纂的富顺和荣县地方志所记载的总人口官方估计数字适配。嘉庆十七年（1812年）川盐销额为32351万斤，不过1929年时，有的盐场已用机器汲卤，劳动生产率较高。按此比率，那时盐工也应达296978人。这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更标志着一支高度集中、分工细密的产业大军的形成。

这支庞大的工人队伍，并非凭空产生，而是近代中国社会解体的产物。盐场的繁荣吸引了大量劳动力。有数以万计的劳动者——盐工，他们原则上是具有身份的雇佣工人。盐工多系丧失土地，或者土地极少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特别是省内外的流民。一是生存压力的驱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大坟堡盐场的原因主要有三，即清末四川移民“填满”后的农地利用率下降；气候异常导致的一系列粮食危机；盐业生产在四川经济中地位的上升。二是招募方式的演变。工人主要通过“把头”（工头）招募。早期甚至存在带有债务奴役性质的招募方式，工人需向土豪借贷，立据画押，从而陷入更深的依附关系。三是人口的流动性。来自川东、川北、湖广、江西等地。频繁往来于富荣和重庆长江码头的运输工人（如纤夫），以及因交通受限滞留的破产农民，构成了大安盐工的主体。

清初，四川人口增长最重要的来源是移民，直至晚清，这还是四川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施坚雅在《十九世纪的四川人口》研究中指出：到清末，四川自身业已“填满”——这里丰富、未垦殖农田对移民的拉动作用已经消失，并且太平天国运动对长江下游和赣江流域造成了极大破坏，从而这里成为中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和东南部省份的农民提供了新的、更近的移民目的地。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等“在讨论某些专门类别的盐业工人来源地的研究中，可以找到富荣劳工市场中移民所起作用的定性分析。”这一时期，富荣的烧盐工人多从重庆府江津和南川县移民而来。芝加哥大学出版的查尔斯·胡《四川盆地的农业和森林业的土地使用》一书记载：江津县自身的经济，部分有赖于为富荣市场制造的盐锅和向富荣盐场输出农产品。美籍华人曾小萍教授在《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一书中提到：“事实上，到18世纪初，富荣正在吸纳第三次的移民潮，他们基本上来自四川省内，其中沿长江上游这一大区域边缘地带的农业低产地区的农民占大多数。”“因此，当1830和19世纪40年代西南部的这些盐场生产需求急速扩大，许多人移民这里，就无足为奇了。南川县是这方面的典型。这是个贫穷的山区县，主要靠煤、铁的采掘，到20世纪，它的农业用地利用率下降到只有13%。”

除此以外，“流民”群体也是工人的重要来源。频繁往来于富荣和四川东部重庆长江码头贸易路线的商人和运输工人，为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带去了就业机会的消息。舒文成等在《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业组织——炎帝宫》一文中进行了专门记述。他们的景况，《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可窥一二：“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徒之所聚，其他陆路来者无论矣。即大江拉把手，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岂山中垦荒，平畴佣工所能存活？幸井灶亦岁盛一岁，所用匠作转运人夫，实繁有徒，转徙逗留之众得食其力。”数以千计的人滞留四川，许多人进入沿四川与湖北、陕西边界的贫瘠农业地区，从那里再进入富荣和犍为的盐场。在盐场有了糊口之机后，生活也就相对安定下来。

彭久松、陈然在《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中，提出又一观点：气候条件也是驱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盐场的原因。在1864年、1873年和1884——1885年洪水之后，四川又经历了大面积的干旱。光绪三年（1877年）是晚清时期一场特大旱灾“丁戊奇荒”中灾情最为严重的一年。19世纪晚期的粮价数据证实，以上时期都存在着一系列的粮食危机。

大量破产农民的出现，为盐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还有一批由周边各县村庄活动的把头招募来的工人。富顺的木厂许多工人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从宜宾以及富顺县的双石铺、邓井关和毛头铺被带到盐场的。以这种方式被带来的人，常常要立据画押，偿还高利贷。

工人队伍的初步集结，与盐业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密切相关。清乾隆至咸丰年间，自贡盐业迎来黄金时代。尤其是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阻断淮盐入湘鄂，清廷被迫推行“川盐济楚”，自贡盐场产量激增，富荣盐场出现数量众多、拿工资的全职劳动者。曾小萍教授在其文中记述：“任何一个食盐生产商所雇佣的工人数目都相当可观。据说李四友堂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有至少2000名雇工，而王三畏堂至少有1200名劳动力。”铁工、木工和挑盐、运草等临时工除外。正如史料所载，这支队伍是“在深重苦难的环境中诞生”的。他们虽然身处封建社会，但其生产方式（雇佣劳动）和生活状态（靠工资为生），已经具备了近代产业工人的雏形。

（三）技术革新：岩盐开采与工人队伍的扩大

1892年，大坟堡发源井发现岩盐后，自贡盐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岩盐开采需要更复杂的设备和技术，如深井钻探、高压注水、卤水输送等，这促使盐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大增。据《自贡市志》记载，1900年后，大坟堡区域新增盐井50余口，雇佣工人超2万人。这些工人不仅包括传统的凿井工、烧盐工，还包括新出现的机械工、电工、管道工等技术工种。

技术革新也带来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井、灶、笕、号”四业分工更加细化，形成了“井户”（凿井）、“灶户”（煎盐）、“笕户”（输卤）、“号户”（运销）四大利益集团。工人则被分别雇佣于这四个环节，形成了更加复杂的雇佣关系。这种分工细化和雇佣关系的复杂化，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斗争奠定了基础。

富荣盐场的盐工，是具有独立身份的自由劳动者。“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另一方面也摆脱了封建义务的束缚。于是他们便成为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供应”的一极；同时也为产品市场提供了“需求”的一极，这样就为井盐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当然，盐工经常受到井、灶户，甚至管事人等的人身侵害，封建隶属的残余尚有相当程度的表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固有特征，决定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表现在雇佣关系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因素往往错综交织。但是，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具有契约性质的工资劳动者，封建主义的一些色彩是次要的，而且处于逐渐消失过程之中。

二、血泪工场：盐工的生存状态与阶级压迫

大安盐工在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残酷的经济剥削与严密的人身控制下，形成了“受压迫深、斗争性强”的鲜明特质，为早期工人运动埋下了反抗的火种。

（一）劳动条件：深井、灶房与盐仓的“人间地狱”

大安盐工的劳动环境之恶劣，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极为罕见。由于他们终年不停操作，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煤烟弥漫，蒸气逼人，卤汁遍地，潮湿不堪，加之缺乏安全措施，不时出现死亡事故。

凿井工人需在深达数百米甚至上千米的井中作业，使用简单的竹制工具，依靠人力绞车提升岩屑。据《自流井记》描述：“凿井工人，日入深井，手足并用，如猿猴攀援，稍有不慎，即坠井而死。”凿井工人需借助简单机械，日复一日地跳动碓板，每分钟30—40次，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许多人累得吐血或从碓板上摔下致残。

挑卤水工则需负担数百斤的重担，终年赤裸上身，下围布帕，“一张围帕当衣裳”。

烧盐工人则在高温、高湿、高盐的环境中工作。灶房内温度常达40℃以上，工人需长时间站在滚烫的盐锅旁，用长柄铁铲翻动盐粒。据《四川盐政史》记载，烧盐工人“日工作十二时，夜亦如是，手足皲裂，皮肉焦烂”。盐仓工人则需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搬运沉重的盐包，常因负重过度而致残。

普遍实行“三十班”（工作30天）或“十五班”制，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至16小时，正如史料所载“岁不停日”，是天下“至劳苦者”。

恶劣的居住条件使盐工时刻处于饥寒交迫的生活境遇。工人居住在废弃的牛棚、简陋的席棚中，与牛马同居。所谓“一张围帕当衣裳，一个篦包就是床”。职业病在盐工中极为普遍。凿井工人多患关节炎、风湿病；烧盐工人多患气管炎、皮肤病；盐仓工人多患腰肌劳损、脊椎变形。由于长期吸入煤烟卤气，加上营养不良，盐工普遍患有眼疾、肺痨（尘肺病）、贫血等职业病，平均寿命不足50岁。

在大安扇子坝等地，冬天寒冷时，失业或病重的工人挤在暖和的角落，甚至出现因天然气中毒“每天一窖一窖死去”的惨状。清代后期，富荣盐场“定例”，凡盐工工作中死亡，“一条命八千文”，仅是一头耕牛价格的六分之一。

这种极端的贫困和压迫，造就了大安工人阶级“受压迫深、斗争性强”的鲜明特质。

（二）经济剥削：低工资、高物价与“班房”高利贷

尽管工人们“岁不停日”劳作，所得工资却难以糊口，工资停滞与物价飞涨形成鲜明对比。据《自流井李四友堂从发轫到衰亡》记载，烧盐匠从清嘉道年间到民国初年，每口井每月工资仅为800文，而1919年生活必需品价格较1900年上涨150%—180%，工人实际收入锐减。1900年前后大安盐工日工资仅为0.2—0.3银元，当时一斗米价格约为0.5银元，意味着工人一天工资连一斗米都买不起。

工人还受到层层盘剥，不仅要受井灶主剥削，还要受“把头”层层盘剥，帝国主义列强和四川军阀通过掠夺盐税将经济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仅1914年至1926年间掠夺盐税金额就高达数亿银元。更沉重的是“班房”高利贷盘剥，“班房”是盐场中的高利贷组织，由地主、商人、把头等组成，以极高利率（月息可达10%—20%）向工人放贷，工人一旦借债便陷入“利滚利”深渊，20世纪20年代大安盐工中约有60%的人背负“班房”债务，许多人因此卖儿鬻女甚至自杀。清中叶后还出现农奴劳役性质的“人车”，以人力推汲卤水，其中由地痞恶棍包揽转雇的“班房车”生活特苦、无行动自由。

在富荣盐场便有“人市坝”的地名，这里盐工众多有世代相传为业的。虽“川中近年边腹地之安靖，得力于盐井之盛为多也。”盐工们也无人身依附关系，但“工匠外来者多，平日无事，不足以养多人，至盐场筒、灶、工丁逾千人，论工受值，足羁縻之。”劳动力供应出现巨大冗余，“境内盐厂日聚数千人，待哺者众”。他们整日聚集盐场等待招雇，失业率高企，劳工始终处于雇佣从属地位。即使有技艺的工匠，如果“平日无事”，生计便要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