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市史志研究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胡平原

（接上期）

在演出中，陈戈发挥了自己的表演艺术

旅外剧队回成都后，就在成都剧场向蓉城救亡团体、文化界、新闻界等广大观众举行了汇报演出。其中吴雪导演的独幕剧《渡黄河》一剧，具有轻松的喜剧风格，也显示了经过艺术处理的方言的魅力，使观众感到十分清新。剧中陈戈扮演酒店老板，展现出他的喜剧才华，几位观众称道他的表演。当时在华西大学教书的国际友人潘跨诗看了戏剧很高兴，拍了两张剧照寄到国外发表。之后，为了再次发起流动演出募集经费，特邀当时在蓉的剧人陶伞、章曼萍，谢添、李恩琪、陈兑甲等联台演出《塞上风云》戏剧，由沈浮导演。这时剧队按原计划在成都进行休整，中共川康特委特为剧队的党员举办了一个训练班，邹风平、郑伯克、张秀熟等同志给剧队讲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文化工作等课程。

1939年初春，国民党、三青团的魔爪伸到旅外剧队。他们通过与剧队有交往的人来进行游说、威胁和诱导。有人对吴雪说：“现在要干事没有后台不行，很危险。当今三青团很有势力，有它作后台靠得住。我在那边有关系，你们如愿意，我可以帮忙。”还说：“你是搞戏的，我了解你，可是戴碧湘、汤幼言（丁洪）他们就难说了，跟他们在一起很危险，出了事就不好帮忙了。”戴碧湘也从另外的人那里了解到这样的话，他们把这些情况集中起来，在支部会上加以分析，问题就弄清楚了。怎么办呢？经支部研究决定：大家认为不能再同他们纠缠了，还是以脱离接触为宜。根据特委的意见，戴碧湘改变原计划，提前于春节期间出发，到川北部分区县开始作第二期流动演出。到川北之后，特委还派赖自昌同志来队，整顿支部，协助加强党的领导力量。

这期剧队计划的路线：先走封舟、娜县、温江、崇庆、灌县，然后经简阳转川北的乐至、遂宁、蓬澳、南充，再由合川到北碚，转到广安、岳池、潼南返南充，于1939年11月底回成都。剧队这次到各地演出都明显地感到政治气息与前次不同，蒋介石开始破坏国共合作，积极反共，加大了对四川各地的控制力度。因此剧队的工作更困难了，国民党、三青团及其政治权力机构总是多方阻碍和破坏。故意刁难，或者审查剧本，借机制造麻烦；或者不给演出场地；或者在售票的问题上做文章。有时还在当地的官办小报上写文章骂旅外剧队；或者指使当地的流氓混在观众中捣乱；最卑鄙的是在暗中搞破坏。如剧队在内江演出时，住在城外，每晚散场后要绕城墙根走回住处。一次有人从城墙上向剧队掷来一个瓦罐，里面装满了兑了开水的大粪，后来一个本地人才说是当地三青团干的。又一次在某地，扮演《抓壮丁》中地主婆的尹文媛腿上长了一个小疮，去县里医务所治疗，结果给下了烂药，越治越坏，后来也是有人告诉剧队是三青团逼迫让医生干的。

最严重的一次是当剧队抵达遂宁后，便接到中共地下组织遂宁中心县委通报：昨天晚上遂宁专员与保安司令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破坏剧队的工作，商定先由专员公署出面刁难，再让某联保主任领人偷剧队财产，使戏演不下去，最后组织流氓在街头或剧队住地寻事挑衅，造成人心惶惶，以便解散或驱逐剧队出境。形势确实十分险恶，但剧队没有畏惧躲逃，随即派人同各方面接触摸清情况，以便应付。例如遂宁演出。该县专员称蒋介石嫡系，县长的背景不明，但与专员矛盾较大，该地还有驻军刘湘一部，与蒋介石嫡系势如水火。于是剧队决定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化解矛盾，争取地方势力对剧队抗日文艺宣传活动的支持。因此由丁洪去会见县长，县长表示支持剧队，并说可告诉专员。公演是他同意的，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就由他来应付。另外又派人去拜见刘湘部那个旅长，这个旅长非常高兴，因为剧队的成立与刘湘有那么一点关系，刘湘的旧部对剧队也就很亲近了。特别是不再受到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忽然看到剧队的人去拜访，倍感欣喜，表示一定大力支持。剧队党支部还给演职人员说明情况，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少外出，更不要单独上街，这样使反动势力无机可乘。

首场公演，那位旅长很早来到剧场，还将带来的一些士兵布置在场内各处，场内空气很紧张，不过观众没察觉。开幕之前，那个国民党专员果真喝得酩酊大醉。当然不止一个人，幕刚要开启，他便起来大叫大嚷。制止他，他不听劝。丁洪此时便走出幕前，向观众说有人前来闹事，企图破坏抗日宣传，请求观众支持演出。于是全场哗然，群情激愤，一片斥责之声响起。这时那位旅长喝令士兵将这个带头肇事的家伙架了出去，其他的人见此阵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一场风波逐渐平静下来，演出照常进行。之后，剧队直到宣传和演出计划完成后才离开遂宁。这次演出剧队看到了国民党反共政策给剧队演出带来的巨大阻力。

这期演出虽然困难重重，但却有一个惊喜的收获，那就是演员们集体创作出了讽刺喜剧《抓壮丁》。在旅外剧队活动近两年的时间里，剧队只搞了三个剧本：一个是1938年6月间在眉山临时编演的，现在连剧名也想不起来了；一个是吴雪为了参加第一届戏剧节写的《女扒手》，演出于重庆街头；最后一个便是《抓壮丁》了，这是剧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剧本。

《抓壮丁》创作的经过大体上是这样的：剧队当时在川西演出时，偶尔看到一个文明戏《亮眼瞎子》的幕表，讲一个地主不识字上当受骗的故事，目的是劝人学习文化。剧队就编写出来试演一下，观众十分喜欢这部剧。

在自贡（自流井）演出以后，沿途目睹了国民党兵役制度的种种弊病，有一次在荣昌看到一个壮丁被当官的打伤，扔在道路旁没人管，剧队的同志非常气愤，出面干涉、将该军官扭送县衙，又将伤者抬到大堂上要求救治。县长无奈，只好答应认真处理，负责送伤者进医院治疗。在川西某地，剧队演职人员又看到保甲长抓壮丁的野蛮行为，经陈戈（自贡人）去县里严词抗议，该县长慑于旅外剧队的声威，这才让保甲长偃旗息鼓。因此，他们产生了在舞台上反映一下国民党兵役制度腐败黑暗的想法。有同志提出借《亮眼瞎子》的基本架子，改成抓壮丁的故事，仍以幕表方式演出。所谓幕表戏，就是没有剧本，最多有一个幕表（提纲）先定下主题。有个基本情节，安排好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的上下场，确定上场的任务，分配好角色之后，就由演员到台上去自由创作，“即兴”表演。由于演员有兴趣，生活又熟悉，不断丰富和提高剧情，每次演出总有些新东西，到后来与原先那个简单的幕表相比戏剧好多了。不仅增加了人物和场次，更主要的是丰富了深刻的内容，塑造了鲜明人物的性格，让该剧成为讽刺味浓的喜剧。演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细节和台词也基本上固定下来了。

经过修改后的《抓壮丁》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也受到普遍的欢迎。1943年9月以后，剧社曾到杨家岭、王家坪等中央机关所在地演出这个剧目，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看过，并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周恩来同志刚从重庆回到延安，也赶到剧场来看演出，并赞扬了这部戏剧。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的文教群英大会上，《抓壮丁》作为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出现的优秀剧目之一获奖。《抓壮丁》成功了，环境却更加恶劣了，党要求他们努力保住剧队，应当怎么保住呢？剧队考虑改变做法，将剧队的面貌变得灰色些，多谈艺术，冲淡政治色彩。然而，一个已经搞红了的团体，不管你如何收敛锋芒，在别人眼里总是红的。在蓬溪，一个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就曾将戴碧湘作为共产党对手来进行会谈，弄得十分尴尬。

在这种改变形象的时候，剧队同万籁天、辛汉文相遇于重庆北碚，并且请他们来剧队一道工作，万籁天是“南国社”老人、名演员，辛汉文是左翼剧联的骨干，又是著名化妆师，他们原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现无事逗留北碚。早在1933年，万籁天就到成都依靠交际花黄候办了一个大同电影戏剧学校，吴雪、陈戈、王化等均是那里的学生。曾拍过一部电影《峨眉山下》，吴雪、朱影樵、席明真等与万籁天意见不合，中途离去。这次相遇，万籁天看了剧队演的戏很高兴，愿意同剧队一起工作。他有个计划，打算建立一个剧院，他们从北碚到广安、岳池，一路谈了许多如何建立剧院的设想。没想到这样却起了一点掩护作用，当离开北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国民党空军人员要求同行，他整天只听到他们谈艺术，讲剧院，什么也没得到，几天之后只好告辞走了。在广安、岳池一带，万籁天、辛汉文两位帮剧队排演了陈白尘的《群魔乱舞》、宋之的等根据法国名剧改编的《民族万岁》。在化妆方面，辛汉文对演员做了很多指导。万籁天总结了他多年来的演剧经验，并整理出了一个话剧演员形体练习的材料。

《抓壮丁》演出效果之强烈，也是剧队事先没想到的，后来竟成为剧队演出中最受观众欢迎的剧目。原因主要是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现实；替老百姓说出了他们心中的不满；在艺术上作了一些探索；在编、导、演以及舞台美术方面吸收了川剧和文明戏中的一些突出的长处，使它更适合群众的艺术趣味、欣赏习惯。剧队将丰富、生动、幽默的四川方言加以提炼，搬上舞台，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如王保长的“现在而今眼目下的抗战”，确是当时这种人物很有特征的语言。像“我强迫她心甘情愿地给你送上门”之类，不仅刻画出王保长之流阿谀奉承和鱼肉农民的走狗性格，而且妙趣横生，增强了讽刺力量和喜剧色彩。这部戏剧直到1945年才经吴雪加工整理成剧本，由延安新华书店发行。1946年戴碧湘在东北战场上碰到诗人天兰，闲谈中涉及《抓壮丁》一剧，他表示非常欣赏，说它的语言简直是诗。陈戈不仅对创作《抓壮丁》出力最大，而且他扮演剧中贪财好色、欺软怕硬的“王保长”，这个角色成为最受人们称道的艺术形象。那时，四川旅外剧队由于有中共川康特委的领导，建立剧队支部，陈戈担任宣传委员，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因此，剧队创作出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抓壮丁》等优秀剧目，这些作品在广大观众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坚守了剧队成立时的初心，完成了中共川康特委交给的抗战文艺宣传的使命。

在演出之后，陈戈将《抓壮丁》打磨成精品

抗战时期，陈戈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远去延安，到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学习，曾任延安青年剧院演出部主任。出演过《渡黄河》《铁甲列车》《抓壮丁》《雷雨》《伪君子》《上海屋檐下》等舞台剧。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陈戈供职于北京市电影局，开始从事电影表演；接着，1950年，他在《荣誉属于谁》《在前进的道路上》《辽远的乡村》中出演了角色；随后，陈戈先后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央广播文工团任演员、编剧、导演。在五六十年代，陈戈在许多电影如《南征北战》《党的女儿》《在前进的道路上》《遥远的山村》《停战以后》《试航》等中担任主要角色。

1963年上映的《抓壮丁》，是陈戈的精品代表作。作为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陈戈以川渝各地的各类保长为素材，经过提炼加工，精心刻画出“王保长”那个独有的地痞形象，备受广大电影观众的好评。然而，在那场乱哄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抓壮丁》被那些文痞视为毒草，电影艺术家陈戈却成了反面典型。陈戈遭到“红卫兵”“造反派”的批斗、游街、暴打。那时陈戈经受了苦难的折磨，由于长期重体力劳动，1966年的一天，陈戈突发脑血栓摔倒在地，从此瘫痪在病床上。陈戈重病后，他的妻子丁克自始至终陪伴在身边，形影不离。在延安期间，同是文艺工作者的陈戈与丁克相识、相知，陈戈的艺术才华深深触动了年轻的丁克，于是，两人结合在一起了。在妻子眼里，陈戈是一个完美的人，她曾评价过丈夫：“陈戈这个人就是太好强、太认真，追求事业太执着。”她还说：“当年为了让王保长这个人物形象更丰富、更细腻，他就天天在家琢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小细节他都可能融会到戏剧中。”就这样，陈戈在病床上度过了漫长的15年。

1981年1月1日，陈戈不幸逝世，终年正值65岁。陈戈的逝世让人痛恨“四人帮”，让人憎恨那场所谓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