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陈戈与四川旅外剧队（即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在中共川康特委（即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地区建立的地方领导机关。）的引领下，用文艺形式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激励广大军民的抗战斗志，揭露日寇汉奸的罪恶，在抗战文艺宣传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在青少年时期，受到党的教育走上革命道路

陈戈（1916年—1981年），原名陈谦益，四川自贡市大安区团结乡人。1916年10月1日出生在自贡市富顺县（今大安区）团结镇土柱村一个殷实家庭。

1928年间，陈戈在自贡大安高硐碳商小学读书时，正值中共地下党员肖凤阶以高硐炭商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办盐场工人夜校，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2年蜀光中学毕业后，思想逐步开化的他对家庭安排的封建婚姻极为不满，于是愤而离家。1932年蜀光中学毕业后，考入成都美专研习西洋画。其间对四川的文明戏（即话剧）产生了浓厚兴趣，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成都剧人协社、国防剧社。1936年陈戈先后参加成都剧人协社、国防剧社、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在《塞上风云》中担任主要演员。

1937年10月，吴雪护送一批四川难民返川，停留在武汉的时候，经人介绍在蒋介石的行营电影股当上了一名剧务员。时值上海沦陷，南京告急，电影股又传出减员迁川之风。此时，吴雪与王少燕（王肇湮）偶遇于街头，当两人谈到影剧界情况的时候，都有组织剧团回川演出抗战文艺的想法。这个王少燕是个话剧爱好者，时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的侍从室副官，随刘湘驻守武汉。他俩商量之后，各司其职，分头活动。王少燕筹办经费，他把从刘湘那里得到的400元资助作为第一笔开办旅外剧队的费用，又从电影股及其他处拉出周峰、陈光、方声、李恩琪、田禽、张西莲、李健、邹士丁，黄忆年、张之湘、孙涛等人入队，这样剧队便有队员了。王少燕负责对外联系工作，吴雪主持队务工作。同年年底，在抗日将领刘湘的资助下，在武汉成立了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

1938年4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助推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第三厅，著名文化名人郭沫若任厅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根据中共统战领导人周恩来（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指示，文化厅着手进行收编工作，组建抗日宣传团体编入三厅建制。同年8月10日，在武昌昙花林授旗成立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其中，抗敌演剧队由郭沫若、田汉、洪深主持训练，1个月后分派到各战区抗日前线工作。

四川旅外剧队入川后，先在成都重庆两地演出了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和《前夜》，这两出戏受到川渝观众的特别欢迎。没想到一举成名之后，便有戏剧商人来以高薪拉人离队，引起剧队的内部分裂。那时陈戈、吴雪、戴碧湘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队里设有戏剧党小组，在一次小组生活会上，吴雪汇报了剧队的情况，然后大家作了研究，并报告了上级党组织。很快就得到指示，为了扩大抗日文艺宣传，旅外剧队要彻底改组，要离去的任其离去，由组织上另行补充“新鲜血液”。同时，还决定由戴碧湘随剧队工作，不久又从四川大学理学院调来党员丁洪（汤幼言），建立旅外剧队党支部，由戴碧湘任党支部书记，吴雪和陈戈分别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支部直接同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之一的程子健联系。

剧队改组。首先是补充“新鲜血液”。在公演《雷雨》之后，有的人离去，这时党支部先从当时成都救亡团体（如星芒宣传团、国防剧社、天明歌咏团）等中，动员一些戏剧爱好者来参加，有进步学生、工人和其他待业青年。如：尹文媛、吕雪熙、古树人、播秋（播世琦）、汤幼仲（丁洪之兄）、卢咸砾6人。同时，吴雪从他过去在大同电影戏剧学校的同学中，邀来朱影樵、高戈（郭横秒）、刘芳、朱玉村、王化（王磐安）5人。然后又公开招考来昌品、巫且夫、汪涤樵3名待业青年。戴碧湘又约来在四川专科学校的同学马勋超，其女友谭某也同时来参加。随后，剧队到了四川省乐山的五通桥，戴碧湘因有事回成都，回队时又约来同学雷平（雷锦仙）、石涛（荀清平）。这样加上他们5人，全剧队人员共21人，其中男的16人，女的5人。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人员有进有出，但总数逐渐增多。如新增加的有陈工（陈戈之弟）、林开甲、何彦询、肖世健等，还有各地中共党组织送来的刘明学、罗晶（罗廷芳）、刘亚秋、李兆澄、胡沙（徐胡沙）等。这时剧队成员达到30余人。

建立机构。剧队选出王少燕任队长，吴雪任副队长。王少燕还负责对外联系，实际执行队长职责的是吴雪。陈戈协助吴雪搞好外交工作。自1939年3月吴雪去山西拍电影以后，陈戈和丁洪曾先后被推选为代理队长。队长下设：总务部，由朱影樵负责剧务部，由陈戈负责宣传部，由丁洪负责组织部。以后还成立了队务委员会，这是为了发扬民主，联系群众，剧队不是一个简单工作机构。

在改组的同时，剧队还做了下乡演出的思想物质准备工作。他们在丁洪家里借了几间房子作为活动场所，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排练，排出了三台戏，并准备好所需的布景、灯光、道具、化妆、服装等。因为下乡演出流动性很大，交通不便，只能携带少量非常必要的东西，又估计有电的地方不会很多，故带了几盏煤油灯，作为主要的照明用具。布景主要是就地取材，只带了少量通用的景片粗布条。还搜集和制作了大量的宣传画、墙报、讲演稿等宣传品。大家经过学习讨论，对下乡演出的意义有了统一的认识，并作了工作须认真、作风应严肃、生活要艰苦的精神准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王少燕从四川省政府和省动员委员会拿到一张公函，内容大体是：旅外剧队到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希当地政府给予大力协助。有了这张公函，剧队不仅有了合法地位，还有点像持一道镇邪灵符，可以去吓唬小鬼，各地都给他们减少了许多麻烦。剧队从武汉成立到回到四川的改组，从两人发起到发展到几十人，每一步的成长都离不开党支部的领导，党员的作用。

在自贡期间，盐都人民帮助剧队渡过难关

剧队第一期流动演出的路线：首先，由成都沿岷江顺流而下，经彭山、眉山、青神、乐山、牛华溪、五通桥、犍为、清水溪入长江至宜宾、柏树溪；紧接着，东行过江安、纳溪、泸县，再由泸县乘轮船去重庆参加全国第一届戏剧节；接着，沿成渝公路步行，经璧山、永川、荣昌、隆昌绕内江去自贡；然后，由自贡到内江、资中返回成都。

他们这群缺乏锻炼的年轻人，对出发后将会遇到什么问题并不清楚。就连怎样开展工作心里也没有谱。出发时仅剩下50块大洋，以后的经费如何解决？靠公演收入能否维持下去？话剧能否为偏僻地区的农民接受？他们演的戏剧会受人民群众欢迎吗？对于这一切他们都是硬着头皮往前闯，心里没有数。剧队每到一个县，就以县城或大镇为据点，先进行公演，有了收入就深入到四周的乡镇、矿区、工厂、兵营去义务演出。计划完成后，收入也花得差不多了，便转到另一个县去。这个办法，基本上保证了日常开支，使剧队能够到最偏僻而又最需要进行抗日宣传的地方去工作。但是，如有额外的支出，便捉襟见肘了。

如剧队出发时只做了一条工装裤，以后想再做一条便没钱了。剧队打算从泸县搭轮船赶到重庆参加全国第一届戏剧节时，却连船票钱都拿不出来，幸亏纳溪县长陈彼序（四川人）慷慨解囊，还为他们每人制了一条工装裤，并赠一笔旅费，这才摆脱了剧队的困境。过去有些文明戏班子也常到各地作商业性演出，群众很容易把剧队跟“跑码头”的混淆起来。所以他们每到一处，总是要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界人士说明来意，并特别强调剧队这些人都是有家有业的，或在念书，或在做事，离开温暖的家庭和舒适的生活出来，就是为了宣传抗日救亡。他们的精神和作风同他们的宣传结合在一起，确实感动了许多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扬、钦佩和敬重，因而也得到了各方的支持。

例如搭船来说吧，本来是运粮顺路载他们到乐山，船钱收得很少。因沿途要演出，一停就是好几天，由于船老板和船工理解、支持剧队，因此，说停就停，并且还帮助做演出工作。

再如剧队在陈戈的家乡自贡市，群众热情欢迎剧队，当地救亡团体同剧队合作得很愉快，但国民党市党部却阻止他们开展工作，不让演出。正当剧队陷入困境时，一位名叫欧阳的老人得知后便来住处看望剧队，并立即为剧队安排好剧场，负责售出全部戏票，特为剧队召开与当地各界人士见面的座谈会。

此外，还设宴招待全队队员。离去时他还以盐业公会的名义送了剧队400块钱。剧队用这笔钱给每个队员缝制了一件灰色夹大衣，余款留作回成都整训之用。欧阳老人早年曾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是当地一位很有威望和地位的盐商。他深为剧队这群年轻人为抗日救国而奔忙的精神所感动。这期演出比较顺利的原因是：国共两党为团结抗战，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加之中国共产党还同地方势力建立了统战关系，所以剧队没有遇到大困难、大麻烦，在有些地方，工作还搞得有声有色。

1938年10月10日，剧队终于来到山城重庆，参加第一届全国抗战戏剧节。旅外剧队全体人员穿着新制的灰色工装，整齐列队进入会场。大会主席向全场介绍深入农村演出的四川旅外剧队特赶来参加大会，并通报剧队抗日义演捐款名额最多，全场鼓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同年12月底剧队回到成都。当时蓉城各界救亡团体、文化界、新闻界组织了很多人到东门外牛市口来迎接，一个自行车队排在最前头，高悬着“欢迎四川旅外剧队胜利归来”的大横幅标语。剧队在一片欢笑声中，唱着自己的队歌（吴雪作词、雷识律作曲）进入市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