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因盐设市。

自贡建市不在太平盛世而在艰难岁月。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行政版图上诞生了两座城市，一座是桂林市，建市于1940年，另一座就是自贡市，建于1939年。

再深入考证，自贡市政府于1939年9月1日按当时四川省政府指令“先行成立”到1942年8月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文件，这种非正常程序建市，在中国现代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自贡建市时，全中国仅有23个城市，其中6个直辖市，这样算来，中国那时的17个省辖市中，就有了自贡市的名字。

自贡建市七十多年来，其行政疆域从最初的160.9平方公里到现在的4372.6平方公里；从与荣县、富顺县母体中分离出来到与这两个千年古县再次融合，其中有太多的文化穿越与历史风尘。

自贡市的疆域变迁

1939年8月，民国四川省政府决定，划富顺县第五区的桐垱镇、新垱镇、长丘镇、上丘镇、高硐乡、大山乡、新又乡和荣县第二区的贡井镇、艾叶乡、敦畦乡共五乡五镇，构成自贡市建立境域。同年9月1日，自贡市政府“先行成立”。刚成立的自贡市幅员面积大致就是当时富荣盐场的管理区面积仅160.9平方公里。自贡建市的直接动因，是要自贡井盐增加产量，担负起在抗日战争中供应军需民食的重任，更是这一地区持续近两千年井盐生产历史的必然。

1949年12月5日，自贡市和平解放，隶属川南人民行政公署。1950年9月，富顺县升平乡划归自贡市管辖。1952年9月，恢复四川省建制，自贡市仍隶属四川省。

1959年8月，富顺县永安区全部及沿滩区、永年区各一部分，荣县的荣边，宜宾的农团、漆树、仲权等共13个人民公社划归自贡市管辖。

这一时期，自贡市盐业遭遇了重大挫折也实现了新的突破：1958年“大炼钢铁”中，自贡市的领导层因认为不符合自贡实际，没有完全接受省里下达的生产炼铁设备任务，省里把计划供应自贡的威远煤炭划拨给了重钢，导至自贡的盐业和化工业随之下降，影响到了市场盐的供应。此时，富顺县辖区邓井关发现了天然气和盐卤，经自贡市与富顺县协商，由自贡市在该地建盐厂。在富顺县的大力支持下，自贡市万名民工和机关干部艰苦奋战五个月，终于在1959年国庆前盐厂部分投产，当年生产原盐近四万吨，以后均保持年生产原盐20万吨以上。这就是邓关盐厂，它是新中国由人民政府建立的第一座大型盐厂。随后四川省政府把这一地区划归自贡市管辖。

1971年，荣县桥头公社二大队第8生产队划归自贡市管辖。1978年4月，荣县全部，富顺县何市区的何市、鸳鸯、群乐、永和、永嘉、新店等6个公社划归自贡市管辖。1983年3月，富顺县全部划归自贡市管辖。从此，44年后从荣县、富顺县分离出来的自贡市，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巨变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行政统一，自贡市的行政疆域定格在4372.6平方公里。这是两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并入过同一市州级行政版图的千年古县，在它们共同的工业产儿壮大以后第一次汇聚在同一个市域版图。

2005年8月，经国务院和四川省政府批准，自贡市进行了大范围的内部行政区划调整：将大安区红旗乡，沿滩区仲权镇、舒平镇、高峰乡、农团乡、漆树乡，贡井区荣边镇划归自流井区管辖；荣县的龙潭镇、桥头镇、五宝镇、莲花镇、成佳镇、白庙镇、章佳乡、牛尾乡划归贡井区管辖；富顺县庙坝镇、牛佛镇、回龙镇划归大安区管辖；富顺县仙市镇、瓦市镇划归沿滩区管辖。自贡市两县四区行政大融合形成文化大贯通局面。

自贡的居民演进

自贡是一座移民城市，明清以来，这座城市的居民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也符合历史的逻辑在演进。这里所说的不是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演进，而是居民的变迁对这座城市性质的影响。

当中国社会尚处在农耕时代，这里就包容了“填四川”的八方来客，创造了中国近代最繁荣的手工业重镇，奠定了自贡独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和产业文明。距今近两千年的东汉时期，自贡地区就有了井盐生产的历史记载。到了清代，这里已经成为世界少有的规模宏大的井盐手工业工场。创业的先辈们从陕西、山西、湖广、福建、江西、贵州省等地来到这里，在兴业中创造了“主客井”、“作节”投资模式，在生产中创造了“分班”和“大关”组织管理体系，在产业扩展中创造了“井、笕、灶、号”分工，逐步形成了行帮自律协作的社会关系。在获取资源提高产能中发明了深井钻凿和汲卤技术，这些都成为具有世界意义，足以使国人自豪的自贡发明。他们写下了“万里因循成久客，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楹联挂在新家的大门两侧，成了这里的主人。

当中国大地上千座城镇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之际，这里却聚集了大批企业和知识精英，开启了自贡现代城市化建设的进程。自贡建市之始，就成为“全民抗战中民食之一的重心”，到抗战末，自贡盐产量占全国的60%，盐税占四川省的80%以上，并迅速形成以工业经济为支撑的城市格局，一批市政管理、经济实体、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精英，从东部经济文化密集区来到自贡。他们中有中国盐化工业的开创者和科技人才，有商贾大户、金融专家，有清华学子、留洋精英，有医药卫生、教育著名专家等等。自贡的电力、运输、金融、商贸等迅速发展和完善，大中专学校、学术团体纷纷建立，医疗卫生提升发展。他们的到来，使自贡从一个手工业集群区域一跃而具有了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

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前进的关键时刻，这里落户了一大批国家级科研院所和大中型企业，实现了单一产业向综合性现代工业的集聚，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挺进大西南”的解放者成了这里的执政骨干，他们领导和依靠人民迅速恢复了因战争频于崩溃的自贡盐业，使自贡实现了历史上盐业的“第三次辉煌”；作出的“奔向化工城”的战略决策，加快了古老盐都的工业化进程。国家“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机械、化工、新材料、建材、电子、纺织等大中型企业和部属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杭州、哈尔滨、抚顺、株洲等地迁入自贡，自贡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迅速趋于较为齐备和多样化。这些“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建设者的到来，不仅使自贡的工业地位明显增强，而且给这片土地注入了新时代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新时代，这里迎来了大批海内外投资者和专家学者，拉开了自贡再创历史辉煌的大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历史巨变中，自贡这座老工业城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自贡市的决策者与劳动者一方面艰难负重，加快传统产业改造，一方面自强奋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在“南巡谈话”、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成渝经济区战略的机遇面前，自贡人以特有的产业文化底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新兴产业项目和人才落户，大批本土在外发展的成功人士纷纷回乡投资献智。以自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龙头，各区县工业园、农业园、文化园为规模的新自贡，开启了谱写自贡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互动的历史新篇章。

自贡是一座祖国四面八方优秀儿女共同创造的城市。

影响中国的自贡人

自贡与荣县、富顺县奇特的行政轮回，使我们可以较为完整地了解这一地区特珠的人文历史及其深刻的文化意义，清晰地勾划出一个自贡市在中国历史上人杰地灵的特殊文化版图。

荣县，相传古为青阳封国，隋开皇十三年（593年）置大牢县、唐贞观元年（627年）分大牢县一部设旭川县，明洪武九年（1376年）始称荣县。

富顺县，古为江阳县治域，北周天和二年设富世县，唐贞观年间改称富义县，宋元时期，先后设富顺盐监，富顺安抚传司、富顺州，明洪武四年（1368年）始称富顺县。

荣县和富顺县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千年古县，这两个县地处中国西南一隅，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但由于井盐的发掘，这里很早就产生了较之农耕文明更为先进的手工业文明，吸引和包容了各地敢于离开故土来此创业的人，随之也带来各地的文化在这里交融，嫁接出心怀天下，追求进步的文化基因。

两县自古好学重教，宋代以来，兴建文庙、创办官学，古旭川书院、古柳沟书院使这里教育兴盛、文风大开。根据手头资料，荣县在宋代就出进士130人，明清出进士、监生、举人297人，被誉为“诗书乡”。富顺在明代出进士139人、举人、贡生878人，清代出进士31人，举人、贡生892人，被誉为“才子之乡”。

自贡历代名人辈出：古有“景泰十才子”之一的晏铎，事列《明史》。“嘉靖八才子”之一的熊过，其著作被编入《四库全书》。近代有“巴蜀五老七贤”中“晚清第一词人”的赵熙。“四川睁睛看世界第一人”的宋育仁。“近代之新圣人”的一代奇杰“厚黑教主”李宗吾。早期同盟会员雷铁崖，在东京创办四川海外第一家刊物《鹃声》鼓吹革命。当代有“巴蜀鬼才”魏明伦，刮起中国剧坛旋风……

宋代著名诗人陆游，摄知荣州时，创作了古荣州题材诗词三十首，载入中国文学宝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训诂学家、经学家，《说文解字注》作者段玉裁，于清乾隆年间在富顺作知县，其主持编修的《富顺志》被誉为中华名志而成为后人修志的范本。

在士农工商社会等级严明的封建时代，自贡文人少病态、不附庸，对处于工商等级的盐业倾注真情实感，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其中清乾隆年间富顺籍进士李芝写的《盐井赋》、《火井赋》，史诗般地描写了自贡古盐场的创业场景，抒发了对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赞叹、对业盐人的赞美，堪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精品，其文采、其风格、其场面、其境界，在古代中国反映手工业文明的文学作品中无人能以超越，堪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精品。在大力弘扬盐文化的今天，这两件宝贝在它的故乡理应得到更高的重视。

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仁人志士为民族进步变法图强，义反无顾，其间的三大惊天地的事件——戊戌变法、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中，有三个自贡人横空出世：刘光第，为变法饮血京城，留下数千言的《甲午条陈》，令朝廷“读之震骇”，他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身份载入国史。宋育仁，1894年到英国担任代理公史，假称奉有朝廷密令，在海外借巨款，企图组织一支雇佣舰队，万里奔袭日本长崎，为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的中国翻盘，未果遭革职后作为“四川报业第一人”发动了四川驶入维新之路的引擎。吴玉章以及一帮自贡人，创“首义先天下”，建中国第一个辛亥革命县级军政府，脱离千年封建帝制，他成为了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和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当中国共产党在低谷中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枪声还未消失，卢德铭，在秋收起义总指挥的位置上，倒在了进军井岗山的征途中。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即将来临之际，邓萍，在红3军团参谋长兼红5军军长的位置上，倒在了遵义城头。当新中国五星红旗已经升起，江竹筠，在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中国大陆最后营垒的刑场上英勇献身。在共和国六十年甲子大庆的时候，这三位自贡人的名字，被铭刻在“100位为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行列，成为共和国的光荣。占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0.046%的自贡地域竟产生了3%的共和国杰出英雄，堪称奇迹！

自贡是一片为国家和民族养育优秀儿女的“风水宝地”。

走向世界的盐文化

1835年，自贡盐场开凿出了第一口超千米的盐气井——燊海井。145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刊物《博物馆》1980年第四期上载文称：燊海井“深达1001.42米，这是中国当时深井的最高记录，也是19世纪中叶前世界深井钻井记录”。这是对自贡深井钻凿记录的最权威肯定。这种冲击式钻井技术的发明与运用，自贡人早在十一世纪前就掌握了。

宋淳熙元年（1174年）陆游摄知荣州（今荣县），在《入荣州境》诗中就写下了“长筒汲井熬雪霜”的句子。诗中的“长筒汲井”，即冲击式凿井法之卓筒井。1983年7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博协第十三届大会上，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古代钻井治井系列工具所体现的科学技术，被中外专家誉为是“世界现代石油工业之源，这一科研课题的完成，将改写我国科技史中‘四大发现’的旧说”，“把它列入中国对世界的‘第五大发明’是应该的”。1988年4月，美国地质学家罗伯特·海特博士在参观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后的留言中写道，“中国在1000年前的凿井和打捞工具及其技术就达到如此复杂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建议将中国古代打井采盐的工具和技术译成英文向世界出版，相信它是一本畅销书，据我所知，现在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工具技术书”。这是很有见地的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由自贡市两位盐业研究专家刘德林、周志征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研究》一书在国内正式出版，但面向世界出版的事似乎未见结果，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其实，早在1872年5月，受英国商会赞助、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就把这一技术报告给了英国驻上海总商会。抗战时期，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人李约瑟博士亲赴自流井考察后写道，“毫无疑问，有关这些方法（指自贡的古代钻井技术）的知识是从中国传出来的”，“美国西南部那些第一批石油井中没有一口井不是用中国古代的方法钻成的”。这些都说明自贡古代井盐钻井技术很早就走出了国门。

这项展现自贡人智慧的发明令人自豪，但这只是自贡井盐文化的一部分。一个城市的生命或精神，若只有技术，那只是具有长度和宽度，是平面的，只有赢得第三维度即人文维度，才有生命的深度、精神的升华。

传统井盐生产投资巨大，风险巨大。从凿井到制盐的各个环节都需要结伙合作，其人际关系更是异常复杂。在上千年的井盐生产中，这里曾凿出了上万口卤井和火井，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就成为当时世界少有的手工业大工场，人口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万。建市前的自贡盐场分属富荣两县行政管辖，而它却能自成体系协调运转。当时的自贡盐场各省会馆林立、方言荟萃，行帮活跃，百业兴盛，一片繁荣。其内在的文化力量就在于盐文化中的契约精神，这才是自贡盐文化的魂。

考查自清代初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200多年间，自贡盐业经营者普遍实行的契约股份制，可以看到一个约定俗成的“厂规”，它以契约的形式维护着合作者的根本利益，规范着盐业经济的运行行为，保证着自贡盐场生产经营的良性态势和社会活力。

从经济学角度看，自贡盐业契约的主要特征，一是合资模式灵活。合资主要有两种模式：年限井与子孙井。年限井是契约规定投资者开采收益具有时间限定，到时由井基土地所有者将投资者的股份全部无偿收回，这有利于新一轮投资的进入。子孙井即投资者和井基土地所有者共同永久享用、传之子孙，这有利于双方世代长期合作的积极性。这两种模式同时进行，满足了不同投资者的需求，保证了自贡盐场持续投资的吸引力。二是集资机制充满活力。首先是资本无定，由于凿井见功的诸多不确定性，因而不存在事先筹足注册总资本之说，只要按股交少量启动资金即可开工。其次是资本接力，即“作节”。契约按“厂规”规定，凿井开工后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停顿，如若停止，井基土地所有者将无条件收回。因此，当投资方出现无力筹资时，可邀人参加合资，自己提留若干股份成为不出工本的上节股份，交出的股份交下节并由下节负担工程费用。如下节又感财力不济，则又如法炮制，形成多级投资。这种“作节”契约制度，既保证工程进度的连续性又保证了源源不断的资本投入。三是“井债井还”的有限责任契约。合资井的债务一律由井上负责偿还，与股东个人无干，债权人不得向股东个人求偿，这就有利于减轻股东个人及家庭的风险，调动货币持有者投资的积极性。

此外，还有生产过程中的“进班”、“分班”、“大关”契约制度以及出卖、租赁等经济行为，均以契约形式固定并运作，自贡盐场俨如一个契约社会。

如果说自贡盐场的契约制度是保证盐业经济生机勃勃的法律（习惯法）机制，那么，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契约关系体现在自贡社会生活层面，就形成了这里平等、守信、信任的社区或城市文化。

我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这是一种“熟人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土社会里，人们因熟悉而信任，而合作，使这种社会中人们的活动、交往范围受到限制，与不同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不利于这一区域的对外吸引和向外扩展。而自贡盐文化内生的契约精神，是罕见的中国智慧，它发育出的有制度保证的社会信任机制，使自贡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而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使自贡站在了更高的社会文明起点上。

在契约保护下的信任，使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交往超越了熟人社会的狭小圈子，源源不断地吸纳陌生人来这里投资创业，并形成激发创新的社会环境。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在这里感受不到地域文化上的排斥，而是在契约精神的信任机制作用下，找到了个人归属。个人归属感的强化又增强了对社会信任的信心，因而自贡人目光更远大、心胸更宽广，创新更活跃、生活更从容。

自贡给世界奉献了中国独特的科技文明和人文精神。

自贡有着辉煌的过去，保留着珍贵的文化遗存，也有着不该的历史遗忘。这些都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去挖掘、研究和传承。面向未来，过去不仅仅是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应该成为后继者超越前人的智慧之路。

主要参考资料

熊文钊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览》中国城市出版社

《自贡市志》1997年版

《荣县志》1993年版

《富顺志》1993年版

牟海秀、李唐基等，《自贡工作回顾》（第一集）自贡市经济研究所（1986年）

《荣县简史及其文化》打印稿  宋成文提供

陆坚，《抗日战争开启了自贡现代城市化的进程》（载《盐商文化》总第5期）

陈茂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贡盐场的“第三次辉煌”》（载《盐商文化》总第6期）

伍奕  多一木著，《1898及其他——中国书生宋育仁》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

刘德林  周志征著，《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研究》山东科技出版社（1990年）

彭久松  陈然著，《中国契约股份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

2012年4月6日晚完稿于（穴+康）斋